天地不仁以万为刍狗。正是因其不仁，所以才仁万。

        何为利？何为义？

        如果说孔定义了什么是‘仁’，那么孟定义了什么是‘义’。

        杨所云的‘利’，一以利天不为之，你要我一利于天，我也不。

        如果说孟否定了‘利’，也就是否定了五经之首的《易经》。

        孟之‘义’乃‘中用’之，兼顾利己利他。但中用之不是折中和调和，如何中用？必由【诚】发，那就是‘仁义’。

        对君主而言老百姓的作用就是，君王有难，百姓就要为君王而死，若无事，百姓就要996到死来奉养君王。

        所以治国当求‘仁义’，却不可一味以‘仁义’之治国，必须辅以法家。

        孟言墨所云的‘义’，乃摩放踵以利天，就是磨破了脚伤了，也要为利于天之事。

        章越言，五经之首《易经》，言利有一百八十四，言不利的有二十八。

知。

        墨之‘义’，乃‘无私’，如果人人都不利己，心里完全没有自己才能利天。

        孟批评墨扬都不是‘中用’之，而是执一之。执一之是贼也，举一而废百。

        是老庄错了？还是孔孟错了？

        老和庄对儒家这一套‘仁义’都不兴趣，甚至嗤之以鼻。

        否则越提倡‘仁义’，世就越虚伪。提倡什么，什么就衰弱。你一用力就跑偏，‘着力即差’。

        王安石看到这里时，纸张随之在风微微颤动。

        短‘利’，近‘利’人人都会，地上有一百块，你不用教谁都懂得捡起来。

        信在这里章越只写了一半，面说了为何‘仁义’之不行。

        但因为捡这一百块，若被东家或让失主看到了，那么利则为害。或者二者都没有，从此滋生了不劳而获，守株待兔的思想，这都是害。

        后来王安石又与曾公亮说‘孟所言利者，为利吾国。如曲防遏汆，利吾耳。至狗彘人则检之，野有饿孳则发之，是所谓政事。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

        仁义就是‘大利’，‘远利’，而梁惠王有何‘利’吾国的所言的‘利’是‘短利’，‘近利’。

        章越用易经‘趋利避害’，‘孟‘言利’实质上的支持了王安石，也表明日后若他主政的【国事】上于此不变。

        法家说话不好听，但是一针见血，句句都是大实话。

        所以人要法天，为政也要不‘仁’。这上法家才是看得最透彻的那一个。

        因此章越给王安石上书孟也讲‘利’。

        王安石看章越之书心底大大认同，司光抨击自己‘会箕敛’，违反了‘孟之志’。

        王安石反击：“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害，不为生事；为天理财，不为征利。”

        什么是‘仁义’？

        孟所云的‘义’和墨所云的‘义’不同。

        通过利他来达到利己，这是儒家的‘义’，而后世的朱熹看别人不明白，于是急了赶紧悄悄声补了一句‘不求利无不自利’。

        所以孟的‘仁义’是劝梁惠王舍‘近利’逐‘远利’，只有‘仁义’才是‘远利’，不要舍大取小。

        韩非有言‘君之于民，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

        易经的‘趋利避害’之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易经研究的就是如何‘趋吉避凶’，如何‘大吉大利’，这个思想可谓每位华夏民的血脉之中，为三教九所共奉。

        只是后世儒者将‘义’和‘利’片面地对立起来。

        严刑峻法之，反生恩德之心。

        王安石心，若是早遇章越二十年，自己当将他收之门，如此何必托之吕惠卿，曾布。

        老言‘大废，有仁义；智慧，有大伪’，庄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要实行‘仁义’，必须反者之动也。

        易经所言的元亨利贞，及利或不利。

        说到到不是一回事。你要达到‘仁义’的目的，不能用‘仁义’的名义来提倡。

        ‘害生于恩，恩生于害’。怨恨都是生于恩惠之中，反之斯德哥尔摩症者大有人在。

        墨牺牲自己，奉献他人的‘义’，非常地崇非常的伟大，但大分人不到。而孟的‘义’，才是兼顾‘利义’的中用之。

        扬的‘利’，乃‘自私’，如果人人都利己完全不利他，才能利天。

        这才是孟符合易经‘趋利避害’的地方。

        人之所以染上赌瘾，都是从一开始赌博赢钱开始的。

        被奉为五经第一经，华夏各家派之祖的易经教的就是你如何【利用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