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旧令，以遏崇佛之风，这是在与荀彧、张昭等商议过后决定来的政策。

        糜竺不知荀贞何意，惶恐答：“竺愚昧，巫祝小，固不足信。竺自今当改之。”

        荀贞说：“方今战乱，民力艰难，笮昔於邳免好佛者劳役，达数千，常供衣，费以巨亿计，此败灭之也。汉家自有故事，我重申旧令，禁汉人家，君意可否？”

        次日，荀贞即传檄各郡，命郡县执行。檄令到地，浮屠祠毁，家的汉人被勒令还俗，在徐的胡僧纷纷南扬州，有的远赴荆州。胡僧多与士人交往，亦有求见荀贞想要加以劝说的，荀贞皆不见，或有固执必见荀贞，绝州府外的，荀贞礼待之，而终不听其说。这些都是后话，不必多讲。

        由西域来中国的胡僧不少，洛阳兴战，很多都离洛避乱，著名的如安息人安世、月氏人支谦、祖为胡人的释昙谛等，或至徐而停，或南扬州。今在徐州的胡僧虽无甚特别知名的，然亦稍有。

        荀贞笑：“信与否，君自家事也。唯君今为郡丞，佐长吏而牧一国，言行当慎。岂不闻楚王好细腰乎？浮屠中国，王公贵人，楚王最先好之，国人信者遂多，延传至今，乃有故彭城相缪宇崇佛，费以千万计，又至笮，大兴佛事，荼毒百姓，君宜以此为鉴。”

        大凡举政，必虑及多面，荀贞令破浮屠祠，不止是为遏制民间的崇佛之风，也是为日后招降黄巾一个宗教上的准备。浮屠初国，被国人视为另一种形式的神仙方术，被当作是黄老的附庸，有“或言老夷狄为浮屠”之说，浮屠即佛，许多信众是佛双修，刘英即是，桓帝亦然，而随着发展，佛教已经开始脱离黄老，受到单独的祭祀，笮的尊佛就是一例，作为太平的信众，当然就会因而视信奉浮屠为异端了，破除浮屠祠，从某方面而言之，可被太平众引为同，这样，将来无论是与黄巾交战，还是招降黄巾，都将有利。

        徐州旧为齐楚地，齐多方士，楚盛巫祝，其民受此影响，至今信崇巫者仍众，太平的经典《太平经》就是脱胎於齐人甘忠可所作之《包元太平经》，蜀中五斗米的创始人张陵，其家原在沛国，邻彭城。糜竺虽仪态雍容，却非纯儒，非常相信巫祝之术。

界的通或有损毁。这需要重修。

        荀贞问糜竺的信仰，既是为提醒他不要因此而影响了郡的风气，也是因为准备要在州中传檄一，以扭转、遏制现州，特别是彭城、邳等地的民间崇佛之风。

        “县有浮屠祠多者，可留一，余皆除破之；民已家者，或令还俗，或倍其家赋役。至若胡僧，愿留者，任之留，不愿留者，从其便。”

        楚王刘英以来，江淮域已经成为佛教信仰最为兴盛的地区，佛经如今正是据江淮，然后辗转向北以及江南传播。相比太平、五斗米，佛教没有反抗神，适合麻痹百姓，从统治角度来说，没有必要取缔此教，可现今战乱，民力宝贵，不事生产的佛教徒就不能过多。

        糜竺应诺。

        佛教在传中国的初期，朝廷有诏令：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人，其汉人皆不得家。但随着楚王刘英等一批达官贵人信奉此之后，民间信者日多，影响越来越大，发展到最后，中，连天都供奉之，如桓帝就“设华盖以祠浮屠、老”，此诏令也就不了了之。

        徐州境家的汉人不少，尤以彭城、邳为多。光和年间，与安息国居士安玄共译《法镜经》等，并於中平五年在洛阳撰《沙弥十慧章句》的著名僧人严佛调就是邳人。

        糜竺拜说：“竺归家，便尽逐巫祝士！”

        荀贞说过此事，看了糜竺，笑问：“仲，吾闻君颇信巫祝？”

        糜竺应：“诺。”

        却说荀贞巡罢彭城，由吕县发，沿泗东行，百余里，邳，乐、许仲等在郡界迎候，汇车骑队伍中，乐前导，复行二三十里，到邳县。

        信仰是个人的事，如是往常，荀贞大概不会理会，但现糜竺为彭城丞，他个人的信仰有可能就会牵涉到政治中，所以荀贞借此单独召见糜竺的机会，发言询问。

        闻得荀贞重申“汉人不得家”的旧令，糜竺反正信的是巫祝，不是浮屠，当然没有异议。他说：“彭城崇浮屠之风虽不如邳盛，然信奉此的民家亦有不少。将军檄令，竺必遵行，务使郡无复有汉人家者。”顿了，迟疑问，“县中稍有浮屠祠，以及已家者，不知该如何办置？又有胡僧在境的，逐否？敢请明将军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