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旁的詹事府官员试探问：“那诸中陛最燕王……”

        解大人素来率直敢言：“写，照旧写，为何不写？”

        解缙大奇怪：“当然要写！陛本也受，何况天幕都这样说了，我不信先帝不深之。”

        个人凌迟了，连坐的是本支宗族。一直到弘治中后期，方孝孺殉难都是这个说法，没有新版本。

        “正如天幕之前所说，朱厚熜执政时对臣的态度称得上蔑然。士林风气剧变，对时局失望的文人转向私人笔记和修史，士大夫怀礼义廉耻，却在大礼议被板打折了骨……”

        “后世文人总将野史援引成真，坏了多少人名声。”吕雉对此极不认可。

        当然了，  《奉天靖难记》作为永乐帝的政治宣讲本不能尽信。当时方孝孺之书俱禁，朱棣琢磨半天搬一堆爸爸我爸爸最我文学，  后世怀疑这段记载虚构再正常不过，永乐帝完全是搬起石砸自己的脚。】

        韩信正襟危坐：“愿闻其详。”

        “明朝鲜有这种人。他们不得于谦，忤逆不了嘉靖堂而皇之对宗法的践踏，就会臆想自己对违反礼义法度之人掷笔的时刻。”

        就这样，明末诛十族俨然成为既定认知，被正儿八经写传记史书。清朝更不得了，家国亡了，正看不起变节臣，思故国怎么能不称颂守节之士？方孝孺简直成为忠臣典范。

        朱元璋斜看朱棣，朱棣无奈求助皇后，皇后笑而不语，示意他们看帘后。朱元璋命隐在其后的官员将近日起居注奉上——原则上秉笔直书君不观史，但这可是大明。

        刘慢悠悠补充：“毕竟永乐再怎么说也是从打上来的。文人用方孝孺的气节和为君殉死，彰显他们的傲骨，藉自我，顺带缅怀宽和仁慈的建文帝。”

        而我们熟知的“诛十族”，现于正德年间，祝允明的《枝山野记》，再次重复，野记，咱也不知为啥总把野记当真的使。

        要是没天幕说的这些话，他们记也就记了，他和他爹本来也没生分到哪儿去，可后人难掩笑意的“大明觉迷录”言犹在耳，再看纸上文字，甚至麻到有些胆寒。

        顺着方孝孺殉难后的文人记载往扒拉，其实可以理一条很清晰的脉络。

        同样成书于正德年间的另一本书里只沿袭了前人的绝命词和株连宗族，依然没有诛十族的记录。直到嘉靖朝，文人参考祝枝山笔墨，将这段对话省去，朱棣也不走程不废话了，起手就是诛十族。嘉靖万历时，相关引用渐渐增多。】

        张良回忆嘉靖年间风气：“良以为，明中后期文人对方孝孺之死的认知发生变化，原因还在朝堂。”

        翰林官员拿着写到一半的《奉天靖难记》，尴尬地与永乐帝对视，最终承受不住君王的视线，暗中捣了捣解缙：“这书……”

        他纳闷：“又应在朱棣上，朱厚熜和他祖宗是不是犯冲？”

        【等到崇祯在位，相关故事已经迭代到promax版本了。

        祝枝山在这本明牌野史中安排了如节，前面照旧，到方孝孺投笔，他激愤之说“不过夷我九族耳！”朱棣听了大怒，说“吾夷尔十族！”旁边人问他哪来的第十族，朱棣说朋友也算，大搜天，把方孝孺的朋友们也拉去砍了。

        几人翻过一页，墨迹犹新，赫然是方才朱元璋被天幕之言气得绝倒的记录：“上大怒，独太谏能止。太一语，上即喜，复常态。”

        非常有喜剧效果的一段对话，有种“我侄儿敢自焚”“我朋友敢死”的。朋友们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在方孝孺短短七字中猝不及防地失去了生命。

        此后断断续续，越传越深人心，直到修明史时文人梳理史书提质疑，才稍加平反。不过没什么用，传得太深太广，早成大众记忆了，抹除不掉。

        【时间线向后拉，堡宗时李贤著《天顺日录》，通俗版本中方孝孺拒绝起草诏书、以笔投地的记载开始现，这个时候对他的判是“以凌迟之刑刑之，遂夷其族。”

了只能叹，太血腥太残酷了，这老judy他真不是个人啊。

        至于方孝孺，再怎么说他和族人是真被杀了，后世称赞他与其他几位“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凛凛犹有生气。”古人

        朱棣又往前看了几页，猛地放纸稿：“不能再这样了。”

        青年微笑：“这时候的文人，需要一个一心为君的、舍生忘死的忠臣形象。死得越是惨烈，越能衬文士的不折。

        同时代较早期的《奉天靖难记》中，  对方孝孺死前形象的塑造偏懦弱，朱棣指责说幼君之所以落到自焚这个地步都是因为你们啊，他听了“稽首祈哀乞怜”，  结局是“上数其罪，咸伏其辜，戮于市。”

        《方正学先生年谱》把前人写过的所有容一锅烩了，方孝孺忙得很，又要痛哭又不屈服，怒斥旁人再和朱棣行深刻对话，冷傲退逆贼。且骂且哭，被割还血犯御座，被朱棣拉去诛十族不忘来一首绝命词，笔者把方孝孺当打不死的小折腾。

        朱元璋：“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