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德国军官打来电话，说他的女儿哭了，说他今晚要飞回去见她，无论未来发生什么。

        “可我女儿在柏林。”将军的声音忽然来，“她太小。”

        他冷笑了一声。“这就是你们欧洲人引以为傲的‘文明世界’。”

        如果重来一次。这个假设在他心盘旋了十几年，而答案始终如一：会。他依然会在堂屋前紧紧握住她的手。

‘是否涉政’。”

        那种一听到她哭，就什么都顾不上的觉，他其实能够明白。

        他不会让她一个人面对，永远不会。

        “无论未来发生什么，别让她一个人面对。”

        她是阿琬的母亲。他的妻。

        他停顿了一，仿佛在某个艰难的决定。“但克莱恩中尉，我只有一个要求。”

        相框被轻轻放回

        而他，和今天那个日耳曼小一样，义无反顾地站在一个不被祝福的人边。

        那一年，他刚随国民革命军北伐归来，浑是伤，九死一生，差一就没能活着再见到她们。

        相框的边缘有些氧化发黑，是他无数次拭留的痕迹。

        克莱恩的眸光黯了黯。他无从辩解，那些报他确实看过，报纸上模糊的黑白照片着轻描淡写的文字。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中国太远，甚至远东本就只是个模糊而神秘的概念。

        就像昨天那场会议。那些西装革履的外交官们皱着眉，小声讨论着“涉政”的边界。

        “我答应您。”

        这就是年轻人啊，俞铭震靠在椅背上，闭上，脑海里浮现另一张脸。

        政，他几乎想笑声，想问问他们，如果你们的妻女被侮辱，你们的家园被烧成灰烬，你们还会问这是不是政吗？

        他清晰记得第一次带她回家见父亲时的场景。老人端坐在堂屋正中的太师椅上，脸铁青地看了她很久。那目光一刀刀剐着她，她的衣着，她的举止，她的每一寸不属于这片土地的气息。

        她什么都不懂，却迟早要被卷那些她不应该承受的洪里，比如政治。

        他当然知，可那又如何。他能看见她里的东西，一个会在深夜为他留一盏灯，会为他的伤落泪，会笨拙地学着包汤圆等他回家的女人。

        俞铭震睁开，拿起桌上的相框。那是阿琬七岁时的照片，扎着两个小辫，站在官邸的海棠花，笑得眉弯弯。旁边是她母亲，一旗袍，脸上是一样的笑。

        “我不涉她的选择。”将军打断他，声音重新拉回军人式的冷静。“未来太远，我看不清，但今晚，她想见谁，想和谁一起度过那个特殊的夜晚，那是她的事。”

        电话挂断，俞铭震在书桌前坐了良久。日瓦的阳光渐渐爬上了他的办公桌。

        “你知外面人会怎么说吗？”父亲后来怒火难压。“会在背后议论你的孩是杂种，你知这些吗？”

        她母亲守了他整整三个月，从夏到秋，瘦得脱了形，每次他痛醒过来，都看见她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泪一颗一颗往掉。

        但他只是站在那里，继续陈述，继续抗议，那些他明知收效甚微的事。这就是他现在的战争。而现在，他坐在这里，想着另一片战场上发生的事。

        克莱恩的呼急促了些。“俞将军――”

        “您说。”

        那一年，她二十二岁，比他小十一岁，指尖在那目光微微发抖。

        窗外，湖面上薄雾缭绕，朗峰的雪在朝阳熠熠生辉，这座国际城市永远优雅、永远中立、永远对一切悲剧保持礼貌的疏离。

        那是一张温柔安静的脸，笑起来的时候，会有浅浅的梨涡，说话总是轻轻的，像四月的微风拂过樱花。

        克莱恩闭上，这句话像弹击中他的，沉甸甸嵌在腔里，灼烧着每一神经。

        刚刚，那日耳曼小在电话里说，“她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