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有苦难言，因为这属于半秘密合约，只能靠合约签署者张作霖来旅行。但张作霖被他们炸死了，合约自然随之作废，张学良持耍赖的话，他们也毫无办法。

        “明诚确实才华绝世，而且料事如神，”冯庸赞叹说，“南方的局势，正朝着明诚预言的方向发展，常凯申和李宗仁、白崇禧的军队，已经在鄂、皖边界对峙了。”

        东北军虽然没有受到损失，但无法以三省之力独扛日本。

        冯庸说：“南方大战就快打响了，北边很可能也会牵扯去。六，我觉得明诚说得对，东北的首要任务是抵抗日本侵，不要轻易关掺和。”

        张学良办事还是很地的，一万元捐去，既能弥补他和周赫煊之间的裂痕，又能表达自己大公无私的态度。

：“日本人让我履行新五路条约。”

        至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打完中原大战那场战后，国力损失太过惨重。全国士兵死伤30余万，地方军阀被打残，中央政府又消耗军费数亿元，各地价飞涨，短时间本不可能再打仗。

        日本关东军就是看到了这，才敢悍然兵，因为吃准了南京政府没能力宣战。就算宣战，也是宣而不战，欠了一屁外债，中央哪里还有钱打仗？

        至于那个见鬼的破合约，张学良都懒得理会，说张作霖一直把合约带在边，遇刺时被炸弹爆发的火焰焚毁了。

        “日本是要防，但关键时候，我们也要关平息战乱，让中国重归和平。”张学良跟周赫煊的想法不一样。

        张学良的观就是要投机，一来为国平乱，二来为东北捞好。他虽然时刻堤防日本，但却不认为日本人敢轻启战端，毕竟奉军好几次关，日本人都没有趁机兵。

        等冯庸离开后，张学良打开屉，看看里躺着的电报纸，越想越觉得没滋味。

        如果常凯申一心为公，携领袖份、国家大义与民众舆论，他想裁军本没人敢反对，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也打不起来。

        裁军一事，让天底所有军阀，都看清了常凯申的真面目。

        那电报，是冯玉祥发来的，联络张学良一起反蒋。

        但常凯申却是打着裁军的幌，只裁别人，不裁自己，以此为借收拢兵权，这尼玛是人的事儿？

        张学良颇为气愤：“枉我还以为常凯申是个能办大事的，以为他能带领中国走向富，谁知却是个独裁小人。”

        “鹤如，”张学良叫来副官，“以我私人名义，给希望教育基金会捐一万元，顺便让《大公报》登报公布消息。”

        然而，九一八事变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因为张学良调动奉军关，去掺和中原大战，从而被日本关东军趁虚而。

        所谓新五路条约，就是张作霖死前签署的卖国合约。日本人在东北易帜后，更加迫切地想要攫取东北利益，天天换着法找张学良麻烦。

        当初的汤山分赃大会，冯玉祥被常凯申坑成那样，还不是只能发几句牢，打掉了牙往肚里吞。

        裁军嘛，可以，大家一起裁，利益分可以坐来慢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