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洛阳乃帝都，衣冠云集，贵人多、士多，如在洛阳能得到名，那么很快就能传遍天；一个是在洛阳也有利於他结交到更多的士、豪杰。

就是好游侠。

        他也是真能沉得住气，在洛阳一住多年，平时结交士、英雄，私里和何

        他本是因为轻侠、重视清名而与党人结交的，但在党人结交的过程中，随着与越来越多的党人接，难免的他也就越来越受到党人的影响，遂渐渐地就以诛除宦官为己任了。

        可袁绍已经在诛除宦官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了，受党人、名士的影响太深，已经把诛灭宦官当成了己任，那么自然对袁隗之训斥不当回事儿，而又因为袁氏一向虽与宦官的关系不错，与党人、名士的关系也不错之缘故，他虽不听袁隗的话，袁隗却也对他无可奈何，总不能令他不得再与党人交接，这个命令如果一去，传去，袁氏的家声就要毁了。

        毕竟袁绍是贵族弟，好“侠”是不少贵族弟的共同好，比如曹、张邈，他们年轻时都好游侠，年轻、又有家势，难免会“目无法纪”。不过不同的是，袁术的“目无法纪”是“数与诸公飞鹰走狗”之类，而袁绍则很快就把兴趣转移到了与受朝廷通缉的党人结交上。

        实际上，汝南袁氏与宦官的关系一向是不错的，要不然，袁氏也不可能在两次党锢之祸中安然无恙，并且贵重於世。当然，袁氏与宦官的关系不错，并不是说他们依附於宦官，他们与党人、名士的关系也不错，如果袁氏依附宦官，是阉党之一员，与党人、名士的关系不好，那么袁绍就算想与党人结交，党人、名士料来也是不会理会他的。

        去洛阳客居的原因有二。

        袁绍既存了诛灭宦官之志，又重名声，且知名声在当的重要作用，所以在看到朝中宦官势大，不可轻易除之的况后，他即以为袁成服丧为借，辞官不，在家服孝，随之又为他去世的母亲服孝，一连在家待了六年，这六年，既是他“养望在野”之时，也是他观察朝中、天局势，以待机而动之时。

        公族弟要仕是很容易的，比如袁绍，他二十岁时就已经是县令了，如不耽误这六年，以他的家世，就算不能升迁到二千石的太守国相，至少也能在朝中为一有实权的千石之吏，可他却能耐得住寂寞，却肯在年轻气盛、年轻人渴求富贵的时候不仕，而且他的服孝还是严守礼节的服孝，穿衣服、住简陋的屋宅，饮简单，这很不容易，一个公族、从小就锦衣玉、正值气盛之年的年轻人能到这一步，一就得到了天士人的交称赞。

        他公族，汝南袁氏天重之，门生故吏遍布州郡，他有这么个，加上他名义上的父亲袁成当年在京城又有大名，上至公卿外戚，到士游侠，无不结交，很吃得开，京师为作谚曰：“事不谐，问文开”，“文开”即袁成之字，受袁成大名的“余荫”，又再加上他的生父和从父们对他又很照顾，那么几方面一结合，党人们也乐意与他结交。

        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这是袁氏在朝中的立之本，也是袁氏能在历次政治斗争都安然无事，一直贵重的主要缘故，而如今却了袁绍这样一个“逆”，与党人往来密切、蓄养剑客死士，在袁氏家族，原本在最初的时候，袁绍的生父、从父们对此是不赞成的，所以当听说赵忠说“不知此儿终何为”后，袁隗就上把袁绍叫来，当面训斥他。

        但是这还不够，服孝六年之后，袁绍发现宦官依旧势大，而他本人的名望也因为他到底年纪还不算太大之故而没有达到可以得到天党人、士拥的地步，於是他继续不仕，只是改去了洛阳客居。

        连服孝六年，这在当来说是极其罕见的，尤其像袁绍这样的公族弟。

        比如何顒、张邈等等，这些党人的名士、领袖都与他结交，成为他的奔走之友。

        袁绍既然尚义好侠，又重名声，那么不可避免的，他就会与党人来往得较为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