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之，豪大姓“割据乡中”，有人有钱有实力，族中人又纵州郡县实权，如不打压之，又怎会能把徐州真正地收到手中？荀贞其实也是理解陶谦“亲小人、远君”的，但凡有志气的长吏，就不会甘愿当个被本地士人纵的“木偶”，不当木偶，就得打破本地人对政权的垄断，那就必须要用自己的亲信，正如荀贞现在遣人远赴颍川招揽士人，这都是一样的理，唯一和陶谦不同的区别是：颍川多名士，荀贞这次召的颍川士人中有很多都是名声在外的，既然名声在外，那么荀贞就算多用颍川同乡，也不是“亲小人”，而是“辟贤士”。

        见荀彧问自己有什么可以使增加的其它良策，荀贞说：“郡县民，必有於自占时匿不报或以男为女者，可令郡县不必再等到八月，

，而是为主家的财产，分以“小若”、“大婢若”等之类的统称，然后在其后标明价值多少钱，比如小二人，值二万，大婢一人，二万，诸如此类，列主家籍的财产栏中，前汉至本朝，朝廷过不少次的诏令，命放为民。

        换言之，也即是说，糜竺一家之，抵半县之民。

        当然，话说回来，虽然离不开大姓的支持，但适当的打压却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须的，因为如不打压这些大姓、豪，就不能把徐州真正地控制在手。

        “放为民”是一个能够迅速增加在籍的最有效的办法。

        就拿徐州来说，州中的豪大姓家里，往往僮仆千余、数千，乃至如糜竺家，僮客万人，徐州五郡共六十余县，现人在籍的总计一百九十万余，每县折合三四万人，这个三四万人是平均数，县有大小，万以上为大县，万以为小县，小县中民少的也就是个一两万人，

        然而，这只是一种幻想罢了，毕竟，要想在徐州立住脚，荀贞就离不开地方大姓的支持。

        荀贞早年在繁阳亭当亭长时，对贫富差距之悬殊就看不去，但那时他仅为一亭长，无能为力，后来当了郡守，现今掌了徐州，看着因为战乱，较之以前，贫富间的差距更是变得越来越大，说实话，他早就有心铲除豪，扶助贫弱了，奈何本朝的政治基础就是豪大姓，却又怎能铲得动？他今天手去铲，不用等到明天，甚至也不用等豪造反，他手底的那些文武臣属中就有不少会叛他而去。既痛恨前的不公，却偏又离不开豪大族的支持，无法痛狠手，遂意己心，使天贫人颜，和理智冲突不已，他早就是块垒难浇。

        须知，豪大姓有钱、有地、有客，筑庄园坞以自固，聚宗族乡人以展势，本就是乡间的“割据势力”，同时又掌握着由州至县的政治实权，从州到县，只有长吏是命官，其余的州从事、郡县曹缘、乃至最低级的书佐诸吏，亭长、乡蔷夫，照惯例，是都要用本地人的，这些属吏中，确实也有寒士，然寥寥无几，绝大多数皆是自本地的右姓豪人家。

        难浇也没办法，还是只能注目现实。

        自荀贞来至这个时代始，他多年所见，贫者无立锥地，五之家，一年劳作，不得饱餐，富者田连阡陌，越郡跨州，锦衣素手，钟鸣鼎，已是不公，如今海争战，民死者众，颠沛离，乃至易而，求一活而竟不能，富者之威却犹胜於昔，或聚众割据，或纵州郡，在战乱中不但仍旧能袖手骄恣，并且彼辈擅作威福之程度更胜往昔，乃更不公！

        总之，对豪大姓的适当打压是必须的，但也正因为豪大姓对地方的控制力太，所以荀贞现在刚得徐州，却还不能这么去，必须尚需忍耐，如他现在就传檄放，豪必有反者。

        更且别说，这尚是前汉旧事，本朝赖豪地主之力而得肇建，豪族之势远胜前朝，而今海被豪族掌控的婢之数怕何止千万之数。

        前汉武帝时，为补充国用，过一个《告缗法》，“缗”即缗算，是当时执行的一种税，包括车船税等，主要是对商贾征收的，“告缗”就是鼓励人检举偷税漏税，凡偷税漏税者，经查属实，以戍边一年、罚没全货财产的惩，检举人可以获得没收财的一半，因是，检举者遍天，商贾凡中家以上大抵遇告，朝廷因此而获得了财以亿计，婢以千万数。钱财且不说，只说婢，“千万数”之婢，这话可能有夸大，但这次告缗的范围只限於中家以上的商人，贵族、大地主，这都不在其，由此亦足可见天之婢数有多少。

        如传檄郡县，令豪放，令到得行，徐州立刻就能增加至少十万以上的编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