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你们所学的理学来说，理之中也蕴藏着诗意；诗歌求善求，是的产，理学求真求实，是理的产，从表面来看似乎截然相反，但实际上却是殊途同归。”沈隆继续说，“诗人追求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达尽量多的涵，理公式同样如此，可以说每一理学经典公式，都是无与比的诗歌。”

在他心里，顾城、北岛等人的分量远没办法和袁隆平相比。

        “文艺复兴的起因和发展终究还是生产力的解放么，工场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了思想的变化，这些可都是你们理科生的贡献。”沈隆笑着说，“你们如果能在理学方面贡献，意义一儿也不输给诗人、文学家。”

        这些学自然科学的文艺青年们陷深深的思索之中，之前他们并不是没有发现自然科学的，只是从没人这么比较过罢了。

        一时说得兴起，沈隆又想起了一首不那么有名，却非常适合现在这个环境的诗歌来，“其实，用理的语言来写诗同样很。”

        “理与诗词的思维方式是相通的：都是那样的凝练简朴、都有和谐对称的，都需要有丰富的想像力，都调善于捕捉灵，都充满着人类的激和理想……”

        而在后世，大家的想法都很现实，担心的是毕业怎么样找个好工作，现实的引力让人们很难再有这般想法。

        沈隆笑着倾听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想法虽然稚，但对于时代和国家民族的关切却是挡不住的，这也是这一代年轻人最宝贵的品质，这些品质在后来已经逐渐衰落，在沈隆读大学的时候，已经很少有人如此关心国家和民族了。

        “另外，自然科学也有属于自己的，就看你们能否发现了。”和这些学生单纯地谈理，他们或许会比较抗拒，所以沈隆转而从学角度来聊这个问题。

        这个说法引起了大家伙儿的反对，和沈隆正好相反，他们虽然是理科生，心深却是文艺青年的思维，“孙老师，你的这个观我就不赞同了，试想，民国时如果不是鲁迅等作家唤醒了无数青年，又怎会有日后的中国呢？”

        当然，这也有时代发展的原因，在八十年代，人们重新开看世界，和欧国家的巨大差距让他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因而产生了种种迫切；另外，毕业分制度让他们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国家主人的想法。

        “对，就是，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以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等人的文学作品为开端的，我认为我们现在也需要一批鲁迅、但丁这样的文学家。”

        “顿三大定律、开普勒行星运行定律、因斯坦质能方程，他们用极其炼数学语言写了理世界的基本结构，可以说他们都是造者的诗篇，这些诗篇的境界可比文学诗歌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