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为母亲以前，我从未真正理解过母亲的选择，我发现我很难把她从我的母亲――那个压迫者――的身份中剥离开，把人还原成人是困难的。从未有人真正做到过这一点，人是复杂的社会生物，每一项决定看似由自己发出，其实都有背后的文化成因，且对其所投身的社会产生反馈和影响。但我还是愿意去做这个尝试。

        起先我读的是理科，在我的母亲的要求之下，入学时我的专业是医学，毕业以后我并没有按照她的愿望保研到北京协和医院，而是考入一个文科排名靠前的综合类大学，研读社会科学。我的研究方向主要聚焦在性少数群体，这是梁玲阿姨带给我的影响，我常常在文献中看到类似的观点：日渐增多的酷儿文学显示出“社会经济的不稳定，会在边缘性少数者的生存压力上体现”，这类文本的着眼点“并非lgbt群体的公民权，而是若不借助其经济劳动者的形象，就无法想象他们其实也是一般人的现象。”

        在最初的震惊过后，母亲和父亲再次回归了父母的身份当中，我意识到人对一件事情的认知是有强大惯性的，十六年间他们都是如此，哪怕有朝一日我知晓了他们的身份，他们依然还是我的母亲和父亲，和从前没有太大变化。

        生下我以后，母亲再次投身于工作当中，同时店铺也给她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以至于在后来的裁员大潮当中，她和其他很多人一样下了岗，却因为拥有副业，依然和以往一样繁忙。那一年我十八岁，和母亲的战争因为我去外地读书而告一段落。父亲承接各种工程，总是有很多需要应酬的时刻，很奇怪的是母亲从未有一次因为这件事和父亲吵过架。我想他们之间的羁绊确实让他们有种我无法理解的默契，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

        我无法和父亲母亲亲近，当室友以每天两次的频率和父母视频聊天的时候，我总是觉得非常落寞。因为我的性格原因，我也常常反省自己是否未能尽到为人子女的责任，没能像室友一样和父母那般亲密，但是想到他们二人从出生开始便是亲人，在缺少我的出席时已经建立如此牢固和深刻的连接，这让我有勇气去追求我自己的人生。

        读书以后，我很少回家，母亲养了一只奶白色的小狗，我是从我们的三人群里知道这件事的。遛狗的事由父亲全权负责，但奇怪的是狗狗非常喜欢母亲，据说是因为刚开始回家那几天一直由母亲照顾，所以早就认了主人。

        我和丈夫结婚时，狗狗被允许进入餐厅，参加了我们的结婚典礼，那一年我二十八岁，母亲年过五十，还和年轻时一样精力旺盛。到我三十五岁那年，狗狗寿终正寝，全家人都很伤心，我向母亲提出再养一只作为补偿，母亲拒绝了我，她说她已经安排好和父亲一起旅游，让我不必挂心，那一年母亲五十七岁，而我也已经是一个两岁的孩子的母亲。

        理解母亲和成为母亲对我来说是一个终生的课题，我努力在亲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