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霍峻看来，西汉能连续有七代优秀的统治者，不能单从玄学的角度上发，更应从西汉初期面临的外环境考虑。

        如以吕雉为例，她虽大封吕姓族人，但她依旧是保持着刘时期的政策，对外与胡和亲，忍受书信屈辱；对轻傜薄赋，推行货币改革。

        在这种主弱臣，忧外患的开局，大汉选择雒阳，非常容易因缺乏外环境压力，而将会产生政治上的恶事件。

        不仅于此，历代开国皇帝无不是威望显赫临天。即便是篡位的王朝，其依旧是君主治事。而南汉的政治生态畸形，在全历史上独一份，其由大臣主政，皇帝威望甚弱。

        在霍峻看来，选择都城之事，需要据朝代自形发，不能单观长安、雒阳利弊，便轻易决论。毕竟天没有十全十的首都，唯有最适宜自己的国都。

        “昔前汉以关中为都，虽饱受匈边乱，但却因祸患而兴。先平关东诸侯之乱，后逐匈至漠北，御四海，外据胡众，可谓盛矣！”

        故山涛认为天唯有圣人，或许才能解决外忧患问题。否则外患消失了，或许就有忧产生。今西晋政治环境恶劣，不如留着东吴为忧患，时刻提醒西晋君臣。灭了东吴，反而不是件好事。

        南汉不同于两汉，南汉兴起于吴楚，加之为安抚士族，南汉有不小的冗官问题。且除冗官之外，南汉更要面临北方盛的鲜卑，以及关陇中遍布的羌胡。

言建都。故武汉虽常遭害，先帝忍其弊，以其为汉都。”

        国家需要危机意识，今选霍峻力荐长安为都，则就看重了长安当的环境，这才能激发南汉君臣的治国向上之心。

        山涛之所以会有如此矛盾的想法，非他不忍见兵戈。而是山涛看西晋王朝的问题，因是篡魏而建的王朝，故开国则有亡国之象。如大族横行、冗官严重、奢靡大行、治吏松弛等。

        如以定都长安的汉唐为借鉴，两国纵有层发生政治动乱，或许因忧外祸的问题，并未引起严重的大军征伐事件。

        封建社会时期，南汉政治生态畸形，唯有利用忧患意识，或许才能大兴盛。如以雒阳为都，因为天之中的地理环境，君臣反而安逸了，一旦发生恶的政治事件，其结果难以预测。

        继而，霍峻剖析南汉国，说：“今汉之天，百姓凋敝，田亩荒废，官吏松弛，法度不申，钱币不通，税法不明，律法不一，外有胡虏，关陇胡众，有冗官。”

        “长安占据形势而漕运艰难，雒阳得有四方之便而形势弱之。故秦据形势以抗关东，周失形势而亡天。因而观之，雒阳、长安各有利弊，唯观本朝形，思二都得失，方可知以何为都。”

        今不论是为了解决鲜卑，还是说解决关陇胡化问题。在于居安思危的考虑，大汉需要将忧患转为动力，以保持君臣们齐心协力，朝着振兴汉室昌盛的目标前。

        唐朝能维持盛的国力，虽有杂糅胡风的因素，与早期外环境也有关。突厥盘踞草原，朔方诸州沦为胡乡；吐谷浑占据青海，威胁凉陇诸州。若有不慎，关中则为战场。

        关中羌胡众多，继而影响关西民风剽悍，南汉可以恢复两汉旧制，选六郡良家为卒，从而保障南汉日后的士兵战斗力。

        如以西晋为例，不看其定都雒阳。在是否灭东吴的问题上，许多大臣从是否可平的角度上发。然名臣山涛认为西晋可灭东吴，但却不能灭东吴。

        听着霍峻阐述的选都大论，诸葛亮抚扇而叹，说：“孟之言不假，国无患则亡。都雒阳，得四方之利，放归山，文盛而武衰。季汉大兴天，唯居安而

        当然了，其中选长安为都，也有保持士兵战斗力的原因。南汉以吴楚的基本盘，因距离遥远问题，之后选士兵不可能从南方去选。故而除了将锐士卒迁到京畿之外，更要从周围州郡去选。

        “今天将安，但国有弊政，故以孤之见，不如临危为都，岁月忧思，不敢松懈。长安贫瘠而临羌胡，我汉不振则临危难。昔孟曰，则无法家拂士，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盖如此言！”